《国际循环》：FEVER研究2005年发布结果证实4/2 mmHg的SBP/DBP差异与卒中及大多数心血管事件的明显下降相关。这次亚组分析表明没有CVD和糖尿病史的低危患者是主要获益人群，这项事后分析结果有何实际指导意义？
    林曙光教授：FEVER研究中有一个结果，貌似矛盾的现象是高危病人组（包括糖尿病人，CVD等），接受治疗后得益反而比不上低危患者。此结果表明其预防作用大于治疗作用，早期治疗效果好于晚期，这就不难理解低危组病人收益最大。这对高血压的药物经济学是一大贡献。
 
   《国际循环》：FEVER研究多项亚组分析的报告引起高度关注，其中一项分析显示非糖尿病患者较糖尿病患者获益更显著，对合并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您认为应制定怎样的血压管理策略？怎样确定这类患者的合理目标血压水平？
    林曙光教授：对于高危险病人，例如糖尿病人，降压的目标值，国人虽然仍未有自己的数据，但国外的资料是很明确，尤其是糖尿病（≤130/80mmHg），所以对高危险病人血压控制应力争达标，这也是目前高血压治疗学上，学术界一个共识，即目前我国在高血压的知晓率和治疗率进步较快，而控制率提高偏差。

   《国际循环》：对不同血压水平和终点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J-curve现象在中国人群中似乎不明显，同时FEVER研究还表明，卒中是中国高血压患者的首位并发症，可以说中国高血压人群在并发症疾病谱、治疗效应等方面和西方人群都有一定差异，这是否意味着国人降压治疗的目标血压水平应比欧美指南建议的水平更低？
    林曙光教授：有关于J型曲线的存在与否，是近年来高血压治疗学上一个争论的问题，此问题现在已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J型曲线是存在的，尤其对于心脑病变。对于硬化和狭窄的血管所支配的器官来说，血压与组织的灌注是成正比关系，至于如何标定最好的血压值，在临床上最好仍是个体化测定器官的灌注程度，临床已探索多种方法，如核素、超声、甚或PET等。其实从已发表的FEVER亚分析中，研究者改用MEPPO方法分析后，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应注意有心、脑器官病变的病人及老年人，降压时不能太低。

   《国际循环》：FEVER研究事后分析表明，无CVD和糖尿病史的低危患者获益显著，而高危患者虽然终点事件减少但未达到统计学差异，那么对于这组高危患者是否应更积极的血压控制？
    林曙光教授：对于高危病人来说，除了将血压值降压130/80 mmHg外，还应指出，其他抗动脉硬化，改善组织灌注及功能的治疗方法的重要性，如他汀类药物，局部组织的血管扩张剂（尼莫地平针对脑血管等），组织细胞的抗缺血（如都可喜、万爽力等）。高血压病人如果到高危阶段，综合治疗的措施就越显重要。